最近，世界银行一位重要人物来到了印度一座偏远的小村庄辛德科拉（Sindhekela）。这里路边到处是戏耍的猴子，校舍不堪暴雨的侵袭，有所作为的人们纷纷外出谋生。
全球贫穷的教训一直摆在面前，家乡兄弟姐妹们的食物仍然没有着落。所以，移民学者迪利普?拉塔（Dilip Ratha）回家了。
在把移民及其潜在获利相关事宜排上世界发展部门的议事日程方面，没有谁比拉塔先生做的更多。也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辛德科拉这座被人遗忘的小村庄一样，奠定了他的思想。他在灯影下苦读，开始了一个贫穷孩子不可能的行程，走到了世界精英们的最前沿。
他说：“我每每想到移民的影响，就想到辛德科拉。”
五年前，拉塔先生主持了全球首次移民汇款的统计，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专家们对那笔数额瞠目结舌。那些移民们一点点血汗挣来的钱，一年下来总数已超过3千亿。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45岁的拉塔先生努力在推动着降低汇款的服务费用，并同时提高那些钱的生产力。赞成他的人们说，他的工作促进了政府的计划，并能让数百万人受益。而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如果移民能够带来经济发展，那么墨西哥就已经变成瑞士了。
这位说话温和的男子看上去没有自信，却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开着车。拉塔先生正被事业所困。他说：“有些人说我为移民以及其所能达到的结果涂上了过于瑰丽的色彩。但是我明白那些美元的重要，因为我对贫困太了解了。”
他从来没有违法入境或非法工作。他的收入比他如果不离开家可以获得的高100倍。用这些钱，他资助了两个弟弟妹妹的学费，支付一个侄子的手术费，帮他挽回生命，为他父亲盖了一所大的房子。
远距离汇款受限
然而，上个月他访问辛德科拉也表现出了这种远距离汇款的限制和移民们所承受的心理压力。那些以前的朋友需要钱。一位年幼弟弟挥霍了他给的钱。他为改善当地中学条件而做的努力不了了之。
他78岁高龄的父亲担心会独自死去。他的姐姐为他用叉子吃饭烦恼。他们说的是当地的语言，而他的委内瑞拉的太太和在美国出生的儿子们都说英语，彼此之间没法交流。
作为全球发展的技术政治论者，这个乡村的小男孩成功了。拉塔先生象很多移民一样，挣扎在两个世界里，而哪一个都没有家的感觉。他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孤独，我自己都说不清楚。”
全球有大约2亿移民，他们支援了无数的人。也就是说，这些汇款可能会让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受益。
印度、中国还有墨西哥是最大的受益国，收到的海外移民汇款分别为270亿、260亿和250亿。但是相对而言，小的国家受益更大，有些可以增加国家收入的20％。埃及的移民汇款收入超过了来自苏伊士运河的收入。
这些汇款的大部分用于消费品：食品、服装或者生日狂欢，那么移民汇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到底如何，一些经济学家对此大打折扣。但拉塔先生却认为，如果移民们有更好的选择的话，他们会做更多投资。而且他认为穷人们提高消费水平，本身是一件好事。
他说：“这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家里有人在国外发展的好，可以给家人带来信心。他们可以因此抬起头来。”
在拉塔先生的印度的家乡，能够有尊严地生活是个很大的挑战。奥里萨邦（the state of Orissa）的人均年收入大约400美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与此比邻的克里亚尔村（Khariar），在二十年前爆出全球性的新闻，一名饥饿的妇女以3美元出售他的一个孩子。
按照当地的标准，拉塔先生的家庭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他的父亲读过小学，曾经有一份土地估价员的工作。作为婆罗门教徒，他不应该从事体力活，但是他从农户手中买了一块地。拉塔家没有多少钱，但却有足够的粮食。
拉塔先生的姐姐读到三年级辍学时，他却无比地痴迷于书本。他的父亲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将来能做个乡村邮递员。但他优异的成绩让他获得一所大专的奖学金，他的父亲认为自己有责任为儿子的食宿筹钱。拉塔先生说：“我觉得自己让父亲承受太大的负担。”
之后他又获得更多的奖学金，乘坐42小时的火车来到得里读大学，在那里他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的电影学习英语。他想考美国的研究生院，但终因申请费用的缺乏而放弃。教学奖学金使他维持自己在著名的印度统计学院（Indian Statistical Institute）的学业，并拿到博士学位。
第一个移民
在那时，拉塔年幼的弟弟也走了哥哥的路，他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他们的妹妹瑞纳（Rina）获得硕士学位。当拉塔先生借钱到达美国的时候，他成了辛德科拉第一个海外移民。除了他在明尼苏达州当教授的兄弟之外，他是当地最后一个移民。
他的高中老师说：“我们一直拿利普?拉塔来举例。学生们都惊叹，这个从辛德科拉走出来的年轻人现在乘着飞机全世界跑。”
拉塔先生在九十年代初进入世界银行工作，当时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汇款是小额的私人财产，和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关系。在他寄钱回家很多年后，他对此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从中心银行的帐目来看，这笔钱是有争议的。
据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数据，菲律宾收到了1亿22万美元的汇款。而拉塔先生估计数额会超过51倍，达到62亿。他在2003年的帐目表明，一旦汇款被确认存在化整误差的话，数额比世界全部国外援助的数额高出三倍。
位于华盛顿的美国移民研究机构“移民政策研究院”（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的创始人凯思琳（Kathleen Newland）说：“那太让人吃惊了。们看到在发展中国家这笔巨额资金源源不断的流入。利普真的做到对海外汇款画在了世界地图上。”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拉塔先生坚持认为汇款的重要性超过了数额本身。汇款和一般的外国援助不同，它们不会被当权者独吞。也和一般的投资不同，移民们在困难时期增加了他们的数额，而那些投资商会因危机而撤资。钱直接给那些最需要的人。拉塔先生主张，寄钱一方要很好地控制移民汇款的使用。他说：“这笔钱带着很多美好的愿望、中肯的建议、丰富的知识和必要的惩罚，汇款人始终牢记收款人的生活。”
去年夏天，当来自150多个国家的官员聚集在布鲁塞尔，当时的汇款已经达到最高额。怀疑者们看到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
宾夕法尼亚大学德维西?卡普尔（Devesh Kapur）在他的一篇文章中问到“汇款，是新的发展咒语嘛？”他认为汇款是缓解剂，有时对于缓解贫穷症状会有帮助，但不会改变他们根本的经济结构。他说：“如果我问你能否说出一个靠汇款发展经济的国家，答案是“没有”，根本就没有。”
一些批评者担心对汇款的关注会混淆关于移民问题的更广泛的关注，包括那些移民离开他们的孩子们而造成的潜在成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位高级官员伊丽莎白?吉布森（Elizabeth Gibbons）说：“在每一笔汇款的背后，都有着一个分离的家庭。”
有些人认为汇款数额不大，这笔钱偏倚了人们对于移民剥削的注意力。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大学的Raul Delgado Wise认为：“它会成为一种理由，世界经济正因为一小部分精英的利益而重组。”
拉塔先生赞同，移民问题在被曲解，经济的力量对移民不公平。但是，他也说：“一旦人们决定移民，当地的经济发展会受益，这是问题的关键。”
更廉价的方式
拉塔完成了从思想者到行动者的跳跃，他起草了一个“国际汇款研究所”的方案，旨在为汇寄提供更廉价的方式（汇寄费用经常超过汇款的10％），同时希望能够为投资汇款提供更多的渠道。比如，与银行的接触更容易，可能会提高移民们在银行的存款率，扩大当地的外借储备。
三年后第一次回到辛德科拉，拉塔先生从一个移民专家又成为一个纯粹的海外移民。寄给父亲看病的钱被拿去操办一个亲戚的婚礼，拉塔很生气。而他父亲也生气，因为拉塔拒绝穿圣服向他的世袭阶级致敬。
而对于拉塔作为礼物为父亲建的房子，父子两也争吵不休。儿子很满意主卧室的宽敞。父亲不喜欢太大的房间，就睡在客厅的折叠床上。
拉塔捐钱为村里的中学添建新的教室，他本来是准备盖个科学厅。而该邦并没有按他的意愿去做，教室里有的是几台还不知道能不能用的旧电脑。
拉塔先生用他去世多年的母亲的名字为建筑物起名，并没有一般捐赠者常有的怜悯。他说：“这个建筑物有大用途。”
他非常担心他的慷慨可能会伤害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他把拉塔给他读书的钱花在摩托车和一些配件上。23岁了，他还没有工作，全家人都抱怨是汇款让他产生了依赖。拉塔先生说：“我想汇款影响了他的上劲，对他不是件好事。”
瑞纳说，如果没有拉塔的支持，她不可能获得学位，也不可能嫁给一名建筑师。她说：“我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有了拉塔。”
村里中学的校长还想再要一间教室。一位邻居需要医疗保健。拉塔先生也很清楚，他9年来在华盛顿私立学校的2万6千美元学费可以资助65个村庄的村民一年的花费。
尽管如此，他对辛德科拉近几年取得的发展还是很吃惊。道路拓宽了，有一些还铺了路面；架起了三座移动信号塔；孩子们都穿上了鞋。在一个原来遍布乞丐的小村，他只看到一个乞丐。
包括提高当地收成的灌溉项目在内，对移民汇款还有很多可能的解释。拉塔先生强调了另一点：印度的大面积国内移民诱惑着村民们到更远的城市，让
原文：http://www.nytimes.com/2008/03/17/world/asia/17remit.html
